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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出品 武超则等著《从出口到出海：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逻辑与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出版。

　　在全球资源分布不均与消费格局失衡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日益突出的资源安全挑战。国内资源保障不足，使得

　　成为保障国家供应安全的重要路径。资源开发出海是指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或者投资获取海外矿产资源的开发权等。由于矿产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和消费具有不均衡性，我国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人均保有量低、对外依存度大，而且部分品种资源消耗大、后备资源储备严重不足。为解决我国矿产资源短缺问题，保障矿产资源供应安全，矿产资源开发“走出去”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世界矿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能源与矿产供应安全形势严峻，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我国铜、铝、银、锂、磷、金、锰、镍、硼、铬、钴、锆12种资源的全球储量占比低于10%，铁矿石、锌、镁、萤石、铂族金属等资源的全球储量占比低于20%，锑、锡、铅、石墨等资源的全球储量占比低于30%。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多类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供应安全压力日益突出。

　　我国资源行业的基本特征是需求总量庞大，而供给端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我国有10多种资源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50%以上，但国内储量普遍不足，多数战略性矿产在全球储量中的占比低于30%，由此导致大量资源依赖进口，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其中部分品种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在供给矛盾尤为突出的资源中，包括铁矿石、铜、铝、锂、镍、钴、铬等，我国对铌、铬、钴、镍、锆、铪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90%；对铁矿石、锰、铝、铜、锂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亦高于70%。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首次将“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安全”明确写入，标志着矿产资源安全已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因此，积极开展海外资源开发，对于弥补国内供给不足、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国家层面明确鼓励矿业企业走向世界，积极推进海外矿业开发与投资。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便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利用两种资源，即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要打通两个市场，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要掌握两套本领，即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我国企业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合作模式日趋成熟，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总额快速增加、参与的世界级资源项目越来越多、参与主体多元化、运营模式多样化。

　　参股经营，财务投资，获取包销权。海外矿产资源开发以参股为主，主要充当财务投资角色，并不实际参与矿产资源实际生产运营和管理。

　　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专注于国家稀缺资源，全球范围内精选优质资产，坚持“贸易+X”，通过贸易发展巩固资源供应，并投资上游矿山以获得分销权，进而夯实贸易资源保有量。中信金属的主要矿业项目均以合作入股的方式进行，参股投资CBMM（巴西矿冶，全球最大铌生产商，其铌产量占全球80%以上）；联合

　　收购控股，独立投资，独立经营。随着中国企业海外资源开发经营积累，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优质资源控股，直接投资获得探矿权和采矿权，或并购国际矿业企业已有的矿山进行改建扩建，由中资企业主导开发和生产经营。在这种方式中，投资、生产、管理、人员等由中资企业确定，决策效率高，利润分配没有争议，但易受到他国企业巨头和当地政府的影响，所以大型优质资产往往也由所在国政府持有不可稀释股权。

　　等多数矿企的海外资源开发经验越来越丰富，它们越来越倾向于去海外获取优质资源控股权。

　　依托优势，基建/工程换资源。中亚、非洲等资源丰富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希望通过出让矿产资源的开发权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这类协议常常涉及高价值优质矿产，并且具有较长的开采周期。援建和援助不发达的资源国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装备投入，换取与持有采矿权的政府部门合作，开发优质资源，迅速形成具有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的矿产资源补偿模式。工程换资源模式在亚洲、非洲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在赞比亚、刚果（金）、加纳、蒙古等国家广泛推广。国内

　　是海外有色金属工程承包商，其模式为独特的工程换资源，成功开发了蒙古敖包锌矿等；中冶、中铁以基建换工程，在海外获取了华刚、阿富汗艾娜克铜矿等一系列优质资源。

　　抱团出海，联盟开发。为避免中资企业内部无序竞争、相互拆台，引发资源方借机抬价，造成不必要损失，中资企业主动寻求合作并形成共同体，联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群体共赢。由五矿、中信、国新组成的联合体拿下Las Bambas（拉斯邦巴斯铜矿）。2011年中信联合宝钢、鞍钢、首钢、太钢组成联合体中国铌业，共同出资19.5亿美元收购了巴西矿冶公司15%股权。2013年河钢集团牵头成立联合体，拿下南非PMC（帕拉博拉矿业）公司控股权。

　　抱团出海不仅包括联合体并购，还涉及一揽子打包和联合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涉及地勘、采选、电力、运输、建筑等方方面面，依靠矿山企业单打独斗，九游娱乐难以完成基建落后地区的矿山开发工作，需要多方联合组团开发。“赢联盟”是抱团资源开发的样板。山东魏桥是电解铝生产企业，需要可靠的铝土矿资源保障；烟台港需要拓展港口货源；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是一家综合性航运集团，需要稳定的运输货源；几内亚的UMS（联合矿业供应国际公司），则在当地开展汽车运输铝土矿业务。山东魏桥倡导组建“赢联盟”，首创从几内亚到中国“采矿+陆地运输+河运+海运”的新模式。“赢联盟”不仅顺利运回大量铝土矿资源，也联合拿下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北段矿权。

　　开创“民企先行，国企跟进”的联合开发模式。为避免引起西方国家过分关注和资源国家坐地起价，发挥民营企业优势，由其先行获取矿业权，再加强与国内有实力的产业投资人合作，联合国内矿产资源需求量大，且同时具备开发条件、先进管理技术和矿山生产经验的大型矿业企业共同开发，既激发了民营矿业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又增强了国有大型企业对国外资源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实现双赢。例如，武钢集团开发利比里亚邦州铁矿项目。

　　2008年，中钢集团以13.6亿元收购西澳Weld Range（西澳州威尔德）铁矿项目，后项目暂停。2009年6月，中铝集团收购

　　失败，力拓单方面毁约并向中铝支付了1.95亿美元“分手费”。2010年，由于国企决策缓慢，加拿大Marry River铁矿遗憾被印度公司收购。2010年，由于政策原因，紫金矿业非洲收购Platmin受挫，被刚果（金）政府宣布无效。2012年，由于蒙古国政府的反对，

　　9.2亿美元对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的收购计划失败。利比亚内战，中国近200亿美元项目搁置，中石油停止开采。万宝矿业缅甸莱比塘铜矿对社区关系估计严重不足，两次停工。

　　总体而言，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失败往往源于若干共性因素：其一，尽职调查不足，对当地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社会民情、环保要求及社区关系缺乏深入了解与重视；其二，决策程序迟缓，导致错失市场机遇；其三，政治风险频发，如战乱与政局动荡；其四，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当地政府出于资源保护或利益考量限制外资进入；其五，矿业政策多变，投资环境不确定性高；其六，对矿业形势研判不足，导致资源成本过高；其七，对部分风险投资项目犹豫不决，错失发展良机；其八，对媒体与公共关系作用估计不足，软实力薄弱，企业常因此陷入被动。这些风险的存在表明，海外资源开发不仅需要扎实的硬件实力与资本投入，更需要系统性的战略布局与软实力的支撑，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资源供需格局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走出去”已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瞄准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及亚洲等资源富集地区，在对外布局中重点聚焦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矿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走出去”的核心诉求，仍在于保障金属供给安全，并通过海外布局弥补国内自给率不足的短板；尤其是在铜、铁、铝、锂、镍、钴等战略性矿产上，海外拓展已成为重中之重。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亚洲不仅资源禀赋突出，也是我国矿产开发的关键目标区域。近年来，非洲更成为矿业投资的热土，我国已在当地建设了一系列世界级的铜、铝、铁、锂、钴等生产基地，显著增强了资源保障能力。

　　据安泰科统计，我国企业在境外控制的铜资源量已超过1亿吨，形成矿山铜金属超200万吨/年，在铜资源控制量和矿山铜产能方面，几乎与国内相当。随着紫金矿业、洛阳钼业、铜陵有色等企业在海外大型铜矿的投产、扩建，中资企业海外铜矿供给量继续增加，已经明显超过国内矿山产量，资源海外开发成绩斐然。

　　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铁矿资源较早，项目众多，主要的项目有中信澳矿Sino铁矿、首钢秘鲁马科纳铁矿、宝武利比里亚邦铁矿、中钢集团Midwest矿业公司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并购铁矿项目，累计获得储量496.85亿吨，累计获得权益年产能1.76亿吨。

　　中国企业海外铝土矿项目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非洲几内亚，但项目规模较大，规划产能超过2亿吨/年，国内铝土矿供给约7000吨，需求量超2亿吨，海外产能规划如期投产将大大弥补国内铝土矿供给不足的缺口。

　　海外铝土矿开发中资企业，以山东魏桥主导的“赢联盟”规模最大，产能已经达到8 000万吨/年，截至2025年，中资企业在几内亚铝土矿产能合计超过1亿吨/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赢联盟”项目对几内亚GDP增长的贡献率达10%以上。

　　早期海外矿产资源开发的主要参与者是央国企，央国企资金雄厚、人才充足、技术先进，这些也是能够“走出去”开好矿、开大矿的基础。央国企是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的主力军，主要投资能源、铁、铜、铝等相关紧缺大宗矿产。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贸易进程加速，中国对资源需求高速增长，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也逐步升温，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锂、钴、镍等需求体量较小的新能源矿产。

　　民营企业在海外矿业投资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机制灵活、决策高效与市场化程度高，其交易模式更契合海外收购。一方面，民营企业“走出去”成为海外资源布局的重要补充力量；另一方面，在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央国企在海外投资中往往受到政治与文化等多重因素干扰，而民营企业则因敏感度相对较低、形式灵活多样，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天齐锂业与赣锋锂业等均已成长为境外矿业投资的重要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积极投身海外金属矿产开发，逐步改变了过去由中央企业主导的格局。据标普统计，民营企业已成为推动境外矿业投资增长的关键力量，其在我国境外投资存量中的占比由2013年的11%大幅提升至2021年的40%。

　　中国的矿业人才基础，是资源开发走出去的核心支撑。矿冶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矿山采选冶技术的国家。矿冶科学在中国发展历史悠久，北洋西学学堂是中国近代矿冶教育的起点，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九游娱乐中国矿业大学等的矿冶学科久负盛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不遗余力发展矿冶科学，原因在于中国虽然资源丰富，但贫矿多、富矿少，禀赋较差，难采、难选、难冶矿多，中国矿山企业必须精打细算。由此中国储备了相当体量的矿冶人才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海外企业食之无味、弃而不开的资源，在中国矿业工程师手中变废为宝。

　　中国是一个镍资源匮乏的国家，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中国镍资源只占全球储量的3%。传统镍矿开发主要是硫化镍矿，但优质镍矿资源日益枯竭，开采难度和成本不断上升；储量更丰富的红土镍矿品位低、成本高，开发利用难度大，西方国家一直在探索但束手无策。

　　中国恩菲自2004年开始，经过十余年自主创新，攻克了红土镍矿高压酸浸（HPAL）关键技术，彻底解决了低品位红土镍矿开发利用的世界性难题，使占世界镍资源超50%的低品位红土镍矿实现大规模经济开发，为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安全提供了最大程度的资源保障。曾经被认为是“鸡肋”的红土镍矿，在中国工程师的手中变成了香饽饽。

　　依托于恩菲技术服务和核心装备，中国力勤资源、华友钴业、格林美等企业在海外的HPAL工艺产能纷纷落成，大宗商品研究机构Fastmarkets的贱金属研究主管威廉·亚当斯表示，中国矿业公司在HPAL项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且擅长选矿，中国工程师利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迅速启动了印度尼西亚的镍项目。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这既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的安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为中国矿企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金属和矿业领域的投资达到194亿美元，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158%，创历史新高。矿产和金属投资重点关注绿色能源转型。2023年的新项目大部分是铜项目，其次是锂项目、镍项目和铀项目。与2022年相比，该行业的参与度提升了158%，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