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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途中，李师傅发出了满怀感慨的声音：距离不足两百米，刚洗过的车身，十分钟不到就被一层‘金沙铠甲’裹上。那是2月21日的阳泉，灰黄交织的天幕下，李师傅的出租车穿行在这片土地上，而他的车载监控显示，当地PM10的浓度已经飙升至402微克/立方米。整个天空，仿佛披上了一层土黄色的阴霾，沉闷压抑。与此同时，河北富龙滑雪度假区的雪道也被染成了不同深浅的褐黄色，远远看去，犹如一片沙丘，根本看不出冰雪的影子。中央气象台的预警几乎同一时刻拉响了四个不同的警报：大风黄色、寒潮蓝色、暴雪蓝色和沙尘暴蓝色，这样的多灾种叠加在近年来十分罕见。许多车主纷纷反映，车子洗过之后，不到十分钟，车身就被细密的浮尘覆盖，挡风玻璃变得模糊不清，视线大受阻碍。更让人诧异的是，这场沙尘暴并非本地自发，它的源头在三天前就位于蒙古国南部广袤的戈壁荒原。通过风云四号卫星的遥感图像和国家气候中心的联合分析，显示20日晚上蒙古高原的冷高压东移，与快速发展的蒙古气旋交汇作用，近地面风速普遍达到了7到9级，强风把极为干燥的地表尘土吹扬至高空。而21日，这团沙尘云开始向南推进，冲击了京津冀地区。到22日，锋面继续推进，越过了长江中下游，使得江南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悬浮颗粒物沉降。那为何今年的沙尘暴如此猛烈呢？

　　根本原因在于沙源区的异常干旱。权威数据显示，蒙古国南部多个关键的沙源区在今年冬春季的降水量仅为往年平均水平的43%，地表的含水量也降到了近十年最低，天然植被的覆盖率不足30%，土壤的抗蚀能力也大大减弱。即便有强风经过，这些地区也极易触发大规模的扬沙现象。因此，今年沙尘暴的影响范围比以往更广，持续时间更长。随着沙尘暴的蔓延，网络上随之浮现了一个疑问：经历了数十年的植树造林，固沙工程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显而易见：不仅有效，而且成效显著。三北防护林建设已经走过了四十四个春秋，累计的人工造林面积已经达到4.8亿亩，同时也修复了大约12.8亿亩退化草原；北方重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5.05%提升到了现在的13.84%，增长幅度接近2.7倍。

　　更为重要的是，生态防护体系的建设越来越密实。到2024年底，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带将全线公里的绿带将形成一条持续的生态隔离带，显著抑制了沙漠前沿的扩张，确保了绿洲城市的安全，维护了区域的水土平衡与生物多样性。根据动态趋势分析，我国的荒漠化治理已经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沙化土地年均扩展达到515万亩，而现在已经实现了年均减少1000万亩的目标，整体趋势从沙进人退转变为绿进沙退。在一些治理效果显著的地区，生态修复还催生出了多样化的产业形式——比如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优质牧草基地的建设、特色沙漠研学旅游等新兴业态正蓬勃发展，相关产业链的总产值也突破了1200亿元大关。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种树没用，而是当前的沙尘暴主要来源于境外的沙源区，这种沙尘超出了单一的国内治理能力范围。

　　我们持续加强国内的生态修复，并构建多层次的防护林网络，确实大幅压缩了本地的起沙风险和沙化蔓延的速度，但对于跨境输送来的沙尘，尤其是那些漂浮在高空中的细小尘粒，客观上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阻挡。关键所在，还是在于：绿色防护带固然能够有效阻止境内的沙丘扩散，却无法阻挡上风方向飘来的细微尘粒穿越国界。向北望去，蒙古国的生态退化状况日趋严峻。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国土面积中，有76.8%的土地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重度和极重度荒漠化的区域占比超过了60%。

　　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草原，如今景象已变得愈加稀疏。大片草地裸露，植被难以遮掩黄土的本色，一阵风吹过，尘土飞扬。这一切的原因并不复杂，正是长期以来多种人为因素的叠加作用所导致。最直接的驱动因素是草场的超负荷承载。上世纪90年代初，蒙古国的牲畜存栏量大约维持在2000万头左右，尚处在草原自然恢复能力的阈值内；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约7000万头，增幅接近3.5倍。草原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牲畜数量的急剧增加直接加剧了草地的啃食压力和蹄踏压力，使得草根系统遭受持续破坏，草原的自然恢复周期也被打断。只要植被层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就会减弱，草地的返青变得愈加困难，从而陷入了越放牧——越退化——越难恢复的恶性循环。

　　另一大推动因素是矿产资源开发的扩张。蒙古国一直奉行矿业立国的发展战略，过去二十年中，煤炭的开采量猛增了6倍，登记在册的采矿作业点超过了8000个，分布在戈壁、草原以及山地等多种地貌中。矿产开采不仅损害了单一的地块，地表的剥离使得土壤结构松散，原生植被被彻底清除。大量地下水被抽取，引发了局部水位的下降，而道路建设和运煤通道则切割了生态走廊，废土堆积进一步压缩了植被的生存空间。这些人为的扰动，制造了大量的易起尘裸地，而这些尘源热点恰巧位于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南下主通道上。当强冷锋过境，风速增加时，这些裸地中的细颗粒物被迅速吸入高空，借助大气环流长距离传输，最终跨境扩散至我国北方乃至中东部地区。

　　对于下风向的国家来说，即便本土的生态治理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依旧无法完全避免来自境外沙源区的沙尘压力。因为沙尘的源头位于上风方向，一旦上游的生态防护失守，下游再完善的防护体系也难以完全抵御强劲的跨境沙尘传输。因此，协同蒙古国共同开展荒漠化治理，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道义援助，而是对我国北方生态安全的实际需求，实际上是为了减轻本国的灾难风险。近年来，中蒙两国在这一领域已展开系统性的合作进程。2023年9月，位于乌兰巴托的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正式挂牌，这标志着两国的生态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该中心负责统筹规划技术共享、项目实施与人才交流等核心职能，为长效治沙合作奠定了制度化平台。

　　2024年，双方将进一步设立绿链国际合作基金，并在巴彦洪戈尔省、戈壁苏木贝尔省启动首批示范工程；同年，内蒙古自治区将在蒙古国色楞格省共建中蒙友谊林，以务实行动推动造林成果的落地生根。到2025年4月，二连浩特口岸将迎来一批特殊的出口物资：一队耐旱苗木车队正准备启程，这些苗木包括落叶松、云杉、金叶榆等经过多年培育的抗逆品种，都是针对蒙古高原的干冷少雨、强风以及贫瘠土壤等严苛条件定向培育的。这些苗木能否在蒙古的戈壁上扎根生长，直接决定了这项治沙行动是否能够取得实效。适地适树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原则，更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每一棵树的选育，每一次栽植，每一滴水的灌溉，都在为生态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除了实物支援，技术赋能和智力协同也在同步深化。中国科学院的荒漠化防治专家团队已经多次赴蒙古国实地调研，并与当地科研力量合作开展样地布设、方案比选、试验观测和效果评估等工作，系统传授包括整地规范、科学栽植、节水灌溉、封育管护和补植更新等全流程的操作标准。通过手把手教学+现场实操+长期跟踪的模式，我们将40多年积累的防沙治沙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可考核的技术方案，确保合作项目不仅仅是短期政绩工程，而是能够真正深入当地，扎根于本土的长效生态实践。然而，深层次的挑战依然显而易见：蒙古国的财政收入中，七成以上依赖矿业和畜牧业，而这两大支柱恰恰是荒漠化的关键诱因。

　　要真正扭转生态衰退的局面，必然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现有的利益格局，而这直接关系到数百万牧民和矿工的生计保障。对他们来说，如何平衡稳定饭碗和修复生态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一道艰难的发展伦理难题。沙尘暴从不认国界，中国用四十年的努力在国内建立了强大的绿色防线，但如果要进一步削减跨境风沙的威胁，就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方式，从守住自家门升级到与上风向国家携手共治。随着一株株中国的苗木在蒙古戈壁上扎根，示范区从点到面地铺展开来，这场跨越国界的生态协作终于步入了实践的轨道。与风沙的较量注定是漫长且艰辛的，尽管我们无法预见下一场沙尘暴何时到来，但只要这份不懈的坚持与协作的韧性不断持续下去，终有一天，澄澈的蓝天将成为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九游娱乐官网